种族主义遗毒！一书起底当代美国司法体系的罪与罚
北京日报|作者詹姆斯·福曼
美国关押的犯人正在逐渐“变黑”。1954年，全国在押犯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而到了1994年，该比例已接近50%。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司法体系是如何将如此多的自己人送进监狱的？
在成书过程中，我试图从社会、政治和思想层面部分地还原美国黑人的历史——我们没有认识到过去40年间黑人在塑造刑事司法体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对黑人的这段历史也就视而不见了。美国黑人以多重身份塑造着刑事司法体系，他们是市民，也是选民，是市长，也是议员，是检察官，也是警官、警长、惩教官员，他们还是社区活动家。随着黑人获得政治权，特别是1965年《投票权法案》通过后，黑人的影响力得以提升。而随后涌现的黑人领导者及他们的选民都极力支持严惩犯罪。
过去40年里，无论是黑人市民的来信、社区委员会的通讯，还是黑人媒体的报道，都揭示出非比寻常的痛苦、恐惧和愤怒。1968年，哥伦比亚特区一群黑人民族主义者控诉毒品贩子：“空有一张黑色面孔的叛徒、败类，向我们的男孩或女孩兜售毒品，让他们沦为窃贼和娼妓。”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区议员的文件箱里塞满了惊恐的选民来信，他们抱怨说：“我们成了自己家里的囚徒，自家社区大街上的陌生人”，并请求警方采取更多行动。
面对这一波极具破坏力的犯罪高潮，黑人官员表现出了一系列复杂而矛盾的冲动。有些人对犯罪者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将他们比作“毒瘤”，必须从黑人群体中彻底切除。还有些人力促加大惩罚力度，同时也承认，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解决眼前的危机。有些人甚至对刑事被告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知道受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黑人。然而，同情远远不敌受到黑人罪犯侵害的受害者的诉求，这些人通常坚持认为，要保护非裔美国人社区——包括许多最贫穷的成员——不受犯罪行为的蹂躏，就必须采取惩罚性措施。
许多黑人官员主张对涉及种族问题的犯罪施以严惩。例如，有些黑人反对大麻除罪化，认为此举等于对黑人青年放任自流——而他们有责任保护年轻人免于吸毒带来的毁灭性影响。还有些人认为黑人有权要求扩充警察和司法队伍——黑人利用这些国家资源的权利长久以来得不到保障。包括沃克法官在内的一些人则认为，面对黑人社区走向自我毁灭的困境，要捍卫民权运动的遗产。
本书记录了黑人对犯罪问题的各种回应，而针对现行刑事司法体系拥护者时而提出的一个主张——非裔美国人一边抗议警察暴力执法，一边对黑人罪犯的暴行视而不见，本书也予以驳斥。反驳该主张的方式不止一种，不限于以下观点：“对（警察背后的）政府行事标准的要求当然要高于对街头帮派的要求。”不过，本书采取了不同方式进行回应：无论威胁黑人生命的是警察，还是街头罪犯，非裔美国人总是将保护黑人生命安全视为一个人权问题。
我在聚焦黑人官员的行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白人及种族主义在大规模监禁中所起的作用。相反，正是种族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层面形塑了黑人群体及其民选代表做出选择的语境。剥夺重刑犯公民选举权的法律规定意在压制黑人的选举权，以高房价掠夺黑人的财富，部分学校拒绝让黑人孩子入学，检察官不惜一切代价将黑人移出陪审员名单，卑鄙的政客利用种族焦虑赚取选票，隐性偏见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我们所有人。以上种种表明，不探究种族主义的持久影响，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刑事司法政策。
本书历数美国种族主义者是如何花样百出，在美国黑人及其民选官员与犯罪做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压缩他们的选择空间。一方面，他们支持调用包括警察、法院和监狱在内的一切国家资源打击毒品及犯罪，另一方面，他们渴望增加就业，提高受教育水平，满足居住需求等——许多人称之为“美国城市马歇尔计划”。由于非裔美国人是美国的少数族裔，要想在全国范围采取行动从根源上遏制犯罪，解决贫困、失业、种族隔离等问题，他们需要获得支持。然而，类似的支持从未到来。黑人提出诉求之时，正值里根主义盛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遭到抨击，因此，国家无意实施什么社会发展计划——遑论那些被认为帮助黑人的计划。结果便是，非裔美国人从来没有享受到“马歇尔计划”——他们只等来了以严惩犯罪为名的法律。
这也就理解了为何时至今日，当这个体系对人们的伤害越来越明显时，它仍能滚滚向前。
（作者为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耶鲁大学法学院J·斯凯利·赖特讲席教授）